看,这些与武汉交情最深的外国朋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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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日报

龟山弘(右)

 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,长江日报推出“武汉的朋友圈”系列报道,讲述与武汉有着友好密切交往的外国人的故事。这些“与武汉交情最深”的外国朋友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各个领域,助推了武汉的开放与发展。
 
  我们连线英国曼彻斯特,专访市议长理查德·里斯爵士,他见证了两市缔结友城的盛举,是友好关系的关键先生;我们飞到日本大分市,寻访龟山弘“总工”,他以这个职务曾帮助武钢打造世界一流的炼钢生产线;我们飞到德国杜伊斯堡,市长林克在这个德国城市命名了一列“中国武汉号”火车;我们飞到乌克兰,寻找在当地教汉语的一位乌克兰女教师,她有个中国名字叫“李娜”;我们飞到南半球的苏丹,这里有几十位在武汉学过绝活,将武汉杂技传向非洲的黑人演员……
 
  跨越重洋寻访老朋友,是为了更好的铭记、更好的未来。这些外国朋友,用他们的一段段人生,见证了武汉的沧桑巨变。这人生故事还在继续演绎——与武汉的友谊在延续,武汉的朋友圈在扩大……
 
  与这些报道见诸报端同时,我们也展开了足迹踏上全球多地的跨国直播、国际传播和新媒体报道。
 
  武汉的朋友圈
 
  记者赴日采访武钢的日本“总工”
 
  83岁还想回“第二故乡”帮忙
 
  2018年11月20日,日本大分市天气晴好,早上9时30分,记者抵达龟山弘的宅邸,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已提早站在门口等待。
 
  他穿着长袖T恤和背心,金边眼镜后目光炯炯,精神矍铄,看起来不像是83岁的老人。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:日中友之会——龟山弘,这是他目前唯一保留的社会职务。
 
  这位出生在北海道、在新日铁公司干了一辈子的技术专家,38年前助武钢引进的“一米七轧机”成功投产,自那以后,武汉成为他魂牵梦萦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 
  中国炼钢“赶速度”的年代,他来到了武汉
 
  上世纪70年代,中央要求中国炼钢“赶速度”,追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。在“讲工业就看钢产量”的70年代,中国钢产量相当于美国1910年水平,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60年。
 
  武钢与新日铁签订了合约,引进“一米七轧机”,这条生产线代表了日本最先进水平。新日铁大分制铁所的龟山弘,带着“操业组”“设备整顿组”的50名同事,跨越重洋来到武汉。“几百吨的设备,从大分运到上海,再用船运到武汉。”
 
  1981年,“一米七轧机”验收投产。1985年底,武钢已能生产“一米七轧机”设计中的全部钢种,钢铁年产量达到“双400”万吨水平。这些钢材的生产,改变了中国钢材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。
 
  龟山弘作为日方项目总工程师,负责技术指导,自始至终,为“一米七轧机”的建设尽心尽力。
 
  在武钢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。
 
  首要问题是语言障碍。武钢员工大多都是第一次学习使用自动控制,一名大分来的指导者,需要指导6到8名中国员工,而翻译大多是日语专业的大学生,能听懂日文,但对专业技术操作常摸不着头脑。龟山弘回忆:日方工程师拿着纸和笔,对着翻译边说边画,手舞足蹈。工程师之间有种默契,往往翻译还没懂,这边工程师已经心领神会了。
 
  更让龟山弘困扰的,还有当时的国企陋习。说到这,他激动地从桌上拿过一张纸,一边写下九个字,一边用不甚熟练的中文对记者念了出来:“没关系,没办法,铁饭碗。”这是他从当时中国员工那听到最多的几句话。“我一开始不知道‘铁饭碗’是什么意思,后来才明白:做好交代的事就好,就不会没饭吃——这就是‘铁饭碗’的意思。”当时有些中国工人,无论多要紧的工作,一到饭点就停下来去食堂吃饭;办任何事都要经各部门层层批示,效率低下……
 
  1982年,结束武钢的指导任务两年后,龟山弘再访武钢,发现设备超乎想象的老朽,生产量提升慢,成品率低。“于是鼓起勇气,写了一份建议书。”这份“龟山报告”从管理意识、业务分担、奖金制度等六个方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武钢的种种问题。在那个虽然改革已经开始,但仍十分保守的年代,这么做要担很大的风险。
 
  龟山弘至今还记得作报告时听众的表情。台下的百来号人,都是各钢铁所的一把手和总工。“他们脸上都是那种半信半疑的表情,好像觉得说,这个资历浅薄的年轻人凭什么这么说?”龟山弘没想到的是,时任武钢经理黄墨滨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。龟山弘至今保存着他的那份手写报告,工整的字迹如同钢印,整整写满了8页纸。
 
  “为什么宁肯冒着风险也要这么做呢?”记者问。老先生笑了笑:从建设开始,这个项目就是靠大家的力量,一点一滴做起来的。在我们心中,这也是我们的工厂和事业,没有中日的区别,我们都希望它能越来越好。 
 
  八年武汉情,想念那里的人,想念四季美汤包
 
  从“一米七轧机”引进之初到一点一点指导它完成安装调试,龟山弘在武汉待了8年。
 
  “春天的时候去武汉大学看樱花,玩棒球,周末就去东湖钓鱼,从青山坐船去汉口吃汤包……在武汉的生活十分惬意。”
 
  龟山弘把在武汉的生活描述成了一首散文诗,即使是那些艰苦的经历。住在青山招待所的他每天的早餐是粥和面包。“米饭与日本的不一样,松松的吃不惯,所以还指导过淘米和煮饭的方法。”每天7时半有专门的通勤车从宿舍发出,“那是中间像蛇腹一样连接的二连式公共汽车”,上坡时常因引擎动力不足熄火,乘客们不得不下车,推着公共汽车走。
 
  龟山弘笑:“第一次的时候吓一跳,后来就习惯了,愉快地和大家一起推车。”
 
  招待所没有电视,娱乐项目是每逢周五晚上打麻将。周末时,他喜欢从青山坐轮渡到汉口吃“四季美”汤包。每次下船,排队的乘客总是人山人海。“四季美”知道龟山弘是国外来的技术专家,对其格外照顾,不管如何拥挤,都会将他带到二楼,安排个好位子,端上热腾腾的汤包。
 
  8年的异乡生活,没有让龟山弘感到寂寞想家。“武汉人非常友好,很感激他们。” 
 
  永远的“第二故乡”,多想再回去帮忙啊
 
  1979年,大分市与武汉缔结友好城市,这是武汉第一个国际友城。
 
  2009年,缔结友城30周年,大分市发起一个活动,组织160人包机去武汉观日全食,龟山弘由此重访武汉。这一年他74岁,距他第一次来武汉相隔34年,他已从壮年进入了古稀。
 
  下飞机的第一眼感觉“做梦一般”。曾经手推熄火的公交车上班的记忆,被眼前高楼大厦间飞驰的小车景象代替。“变化翻天覆地啊,完全变成现代化都市了!”人们身上穿的藏蓝色“人民服”也见不到了。第一次到武汉时,他从北京到武昌坐了16个小时卧铺火车,当时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,现在好多座大桥了。
 
  龟山弘带夫人去了黄鹤楼、归元寺、武汉天地,最感幸福的是被武钢的老同事接回老地方,再次去了工厂和青山招待所。“那一次,龟山弘先生非常兴奋,一回大分来就不停地说武钢的现况,说当初他们做的‘第一块铁’竟然还能找到!”大分市企画部文化国际科的参事、同行观“日全食”的渡边裕美女士说。
 
  记者问龟山弘,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武汉,他将如何总结?“‘第二故乡’! 永远忘不了。这是48年工薪生活中再无法体验的经历,新日铁大分的员工有很多至今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工厂,可以的话还想回去帮忙,但是这个年龄非常遗憾……”
 
  渡边裕美告诉记者,龟山弘退休后始终在亲力亲为中日友好的工作,尤其对中国留学生格外上心,不收取一分报酬为他们服务。近几年,他患上了癌症,却始终不愿放弃这份工作,每天十分忙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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